湖南炎陵谷雨时节祭茶祖 传承民俗文化助力茶产业发展

但这种观点走向极端，将导致审判机关变成纯粹的监督机关，既违反诉讼制度的定位，也与法院的性质相悖。

[75]最后，从预期的角度来看，当个人在公共性的网络空间发布信息，发布者应当预期到此类信息被复制和转发的可能，并且应当承担与之相关的风险。在理论上，阿兰·威斯丁（Alan Westin）和其他学者已经在相关著作中提出，隐私的关键是对个人信息的控制[26]，隐私意味着个人、群体或机构对自身信息在何时、如何以及在什么程度与他人沟通的主张。

改变数字信息的流通机制。在立法层面，我国有的法律规定虽然与被遗忘权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仍然与欧盟的被遗忘权有较大差别。如同有的评论者指出，在现有条件下，只有欧盟和其他少数国家和地区（例如俄罗斯、日本、中国香港地区）承认了被遗忘权，这就使得个人所提交的擦除请求很容易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网站上重新出现。[23] 对于很多学者来说，舍恩伯格的著作为被遗忘权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合理的被遗忘权应当是一种经由个人提起而经由社会界定的社会遗忘权，而不应当是一种建立在个人信息控制权之上的权利。

[46]而一旦司法性机构等实体对某个案件进行了被遗忘权的判决，这类判决就更可能实现适得其反的效果。从个人对自身信息的控制程度不同，可以对被遗忘权进行进一步的场景化界定。[5]   [日]黑川哲志：《从环境法的角度看国家的作用及对后代人的责任》，王树良、张震译，载《财经法学》2016年第4期，第72页。

改善意味着对趋于恶化的环境的改进以及更好的环境的打造。公民身份的首倡者T.H.马歇尔明确指出：如果说公民身份意味着捍卫权利，那就不能忽视与之相关的公民义务。当公民具备较好的环境意识，会内化为个人的环境保护行为，这无疑会增强环境保护的实际效果。[32]  张震：《中国宪法的环境观及其规范表达》，《中国法学》2018年第4期，第7页。

[21]  参见江伟钰、陈方林主编：《资源环境法词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882、891页。徐祥民、田其云等：《环境权——环境法学的基础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因此，公民环境义务的宪法认知，首先需要深层次把握现行宪法的环境品性，从而着力于提升公民的环境保护观念，然后在此基础上，明确公民环境义务的侧重对策性与实效性的具体内涵。（一）环境义务的直接关联条款 1.现行宪法第9条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30] （四）公民环境义务的特殊存在情形 现行宪法第5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10]其次，事实上，诸多公民权利的对应义务主体并非只有国家一方，如作为典型的社会权的受教育权，不少国家的宪法理论与文本均认为，公民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

同理，国家作为义务主体，也不意味着公民只是对应的享受权利而无需履行义务。[13]  参见徐祥民：《对公民环境权论的几点疑问》，《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第109—116页。正如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现行宪法中的权利条款并非仅限于第33条—50条，由此可类推，义务条款也并非仅限于第52—56条。杜钢建：《日本的环境权理论与制度》，《中国法学》1994年第6期，第104页。

我们不能简单以类似于刑法上义务的模式看待公民的环境义务，并非谈到义务就是对公民完全适用强迫性和惩罚性的模式。[40]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法院对环境政策的中立立场不能为司法节制所完全保证。

所谓公共财产一般是指国家、集体所有的财产，包括各种公用设施。在近代史上，公民比任何社会人物都更有活力，[9]但是，我们大部分时候所理解的公民概念，总是对权利投以极大的热情，却对义务采取沉默态度，忽视了公民身份所内含的权利—义务互动结构。

[37]为了促进环境教育，提高公民环境意识，世界多国如美国、日本、韩国、巴西等均制定了有关环境教育的法律。[18]  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9页。环境已成为现代人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环境利益无疑属于现实的公共利益。从现行宪法第26条的规定看，国家首先对环境负有保护职责。[23]公民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须履行相应的义务。毫无疑问，环境保护最主要的推动者是国家，或者说国家是环境保护义务的最主要主体。

[41]  Robert Glicksman and Christopher H.Schroeder,EPA and the Courts:Twenty Years of Law and Politics,54 Law＆Contemp 249,1991,p.273. [42]  参见陈泉生：《环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页。无论在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均对以此形成的具有内在逻辑性的被称之为法秩序的体系表示认可。

宪法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将绿色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并提出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2013年频发的雾霾天气被国家纳入自然灾情并于2014年1月4日进行了通报。

（5）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建议制定全国性的环境教育法。[28]  [意]莫诺•卡佩莱蒂：《福利国家与社会正义》，刘俊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就环境权而言，学者们除了呼吁该项权利直接入宪，笔者也曾通过现行宪法第9和第26条等论证环境权的依据，[24]因此环境权在宪法上至少是间接存在的，那么，公民既然享有环境权利，也当然应该负有并履行相对应的环境义务。邹瑜、顾明主编：《法学大辞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9页。权利义务相一致是法的基本原理之一，为此，马克思曾有经典表述，即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此处的宪法规定属于禁止性规范，即通过禁止公民侵占或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以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国家当然是改善环境的最主要责任主体。[27]很显然，时至今日，环境利益已经属于一国的重大社会公共利益，是稳定有序的生活状态的物质基础之一，著名法学家德国人耶林曾说：公共利益在由个人接近权利实现的情形下，就不再仅仅是法律主张其自身权威、威严这样一个单纯的概念上的利益，而同时也是一种谁都能感受得到，谁都能理解得到的非常现实、极为实际的利益，即一种能够保证和维持各人所关注的交易性生活的安定秩序的利益。

环境保护人人有责，探讨公民的环境保护义务具有强烈的实践意义。（1）要充分认识到环境教育的最基本功能是提高公民的环境意识，规范公民的环境行为，使得公民从观念上深化对环境保护义务的认知。

当然，需要合理适度把握公民环境义务的内涵和功能。（三）其他义务隐性包含的环境义务 现行宪法第5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比如国家负责环境设施的营造及定期维护，而公民需要爱护环境设施，甚至有日常维护的义务。[3]从雾霾问题等可以管窥我国近年来日益严重的环境状况。[21]所谓公害是指对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污染或损害。但首先，环境权概念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在学界并非没有争议，比如环境权的性质，内容以及实现方式等。

[34]世界各国宪法及国际文件中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意味着关注并爱护环境被视为现代人的基本公共品质，宪法中公民的内涵亦扩展为包括环境公民。无疑，环境权唤醒了公民的环境意识和公共精神，也推动了从政府主导的一元环境治理机制到多元参与进行环境治理机制的转换。

人的尊严是宪法的核心乃至最高价值。[36]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处于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现行宪法对环境保护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不仅仅解决中国自身的环境问题，也意味着占全球人口约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向世界所作出的环保承诺，也即中国宪法从理论到实践尊重并确保环境正义的实现。

所谓社会公德，是指社会公共生活中应遵守的道德，是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为了维护社会正常的生活秩序，必须共同遵守的最起码的公共生活准则，它反映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和需要。所谓充分注意，是指公民在从事与环境有关的行为时，应该具备良好的环境意识，持有一定的环境知识，充分考量行为本身对环境所产生的消极或积极的效果。